hth华体会手机app:制造泯灭人性的暴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特征（组图） 来源：hth华体会手机app 发布时间：2025-12-06 07: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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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国主义从1874年5月第一次大规模派兵入侵台湾；1894年7月发动甲午战争，先后入侵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荣成和威海；1895年5月派重兵；1927年7月、1928年4月和5月三次出兵山东，并于1928年5月3日制造“济南惨案”；1930年10月残酷台湾高山族人民的反日大起义；1931 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全面占领东北；1932 年日本集中3个师团，一个遣外舰队和部分空军总计 8 万余人发动对上海的进攻，制造“一二八”事变；1933 年 1 月日本关东军 3000 余人在空军和坦克的掩护下进犯山海关，承德、 秦皇岛、唐山等冀东22县相继被占领；1937 年 7 月 7 日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这70多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先后向中国派兵及派遣各类从事侵略活动的人员总人数累计近千万，致使2000多万中国人伤亡，数亿中国人流离失所。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全部侵略活动，热爱和平的人们不禁要问，在这 70 多年间，中国人没有到日本本土上去占它一寸土地，没辱日女，没虏掠日人财产，没烧日人房屋，中国政府也没有派一兵一卒驻守日本领土，日人的杀戮习惯从何而来？日人的报复心态因何产生？结论是大量历史事实研究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的性质是侵略扩张，日本军国主义的特征是凶残、暴戾、恶毒和阴险，在中国制造无数泯灭人性的暴行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本质特征。
1932 年1 月 28 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向上海发动军事攻击。此次战争被日军蹂躏区域面积达 3297 平方公里，其中上海市区被侵占面积达 474 平方公里，遭直接损害的居民达 18 万多户、81.4万余人，死亡6000 余人，受伤 2000 余人，失踪 1 万余人。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无恶不作。市区的虹口、闸北大片地区，郊区的江湾镇尽成焦土，所在地区的寺庙、机关、医院、火车站及学校无一幸存。 上海财政收入因事变减少百分之40，民族工商业受到毁灭性打击。占全市工厂总数四分之一的597 家工厂，受损者过半数。全市工人因事变而失业的达百分之80。12915 家商店，受损失达百分之70。全市银行与钱庄营业，因事变而减少百分之85。
遭受战争破坏的各类学校 238 所，其中劳动大学、同济大学、中央大学、商学院、省立水产学院、持志大学、上海法学院、中国公学、艺术专科等学校资产全部被毁。失学的学生近 4 万人，失业教职员工达 3000 余人。商务印书馆工厂、编辑部等等也被日军炮火吞噬殆尽。 东方图书馆，珍存诸多古籍孤本，古今中外各类科学技术图书基本齐备，所有图书都在战争中因炮火而遭彻底焚毁。
平顶山村位于今辽宁省抚顺市区南 4 公里处，西露天煤矿的东部。 400 多户人家，3000 余口人，大部分是贫苦的矿工，还有少量的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
1932 年 9 月 15 日，辽宁民众自卫军李春润部所属大刀队进攻抚顺，路经平顶山，烧了日本人的配给店。在杨柏堡杀死炭矿长渡边宽一，打死自卫团长平岛善作等七八个日本人。大刀队袭击抚顺，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惊恐。因所谓大刀队路经平顶山，居民没有向宪兵队报告，大刀队袭击抚顺是由平顶山人带路，平顶山居民同大刀队里应外合等罪名，日本人决定进行报复，于是预谋了一场狠毒、血腥的屠杀 计划。 抚顺守备队第二中队队长川上岸大尉和抚顺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准尉是这次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
中午，190 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分乘 4 辆大卡车开向平顶山，其中一辆车直接开进平顶山街，其余三辆车的日军把平顶山包围起来。 进村的日军，把3000 多居民驱赶到村子南端的一块草坪上。草坪四周已被日军严密的包围，草坪中央立着一些用布蒙着带腿的东西。此时，一个日本军官走了出来，乱叫一通之后，蒙布掀掉后露出的六挺 机枪立即向四周人群扫射，围在四周的日军亦同时开枪。顷刻间，平顶山淹没在日军疯狂的大屠杀之中。当屠杀结束日军准备撤退时，倒 在血泊之中的人群中传出孩子的哭叫声。日军马上进行新的一轮兽行，手持刺刀的日军不管是死人还是活人统统往腹部深刺一刀。
大屠杀历时3个小时，全村3000多人，侥幸逃过一劫的不过七八个人。第二天在日军严密的监视下，所有尸首都被扔到山崖底下，用汽油毁尸灭迹。焚尸之后，日军又用炸药把山崖炸塌，企图用山石土坡遮住尸骨以掩盖罪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实行它的殖民政策，不断加大向中国移民计划。最初的移民均为日本的在乡军人，携带武器、集团编队移入，因此称“武装移民”。
1933 年7月，武装移民团494人到达黑龙江省依兰县土龙山区的七虎力河。因为日本向中国的移民是与掠夺农民土地同时并进的，因而遭到土龙山地区农民的反抗。而日本军国主义对于这种反抗唯一的处理方法就是武力。
当时在依兰地区主持移民工作的日本关东军第十师团第六十三联队长饭冢大佐亲自出马暴动。3月10日清晨，饭冢率一批人马向土龙山进发，遭到预先埋伏在公路两旁暴动农民的阻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饭冢大佐被击毙，其余日伪军有的被击毙，有的被俘获，无一脱逃。为此日本关东军决定报复，土龙山惨案就此而发生。
血洗首先在北半截河子一带展开。3月12日早晨，日本骑兵队和弥荣(孟家岗)开拓团守备队，以三辆汽车开路，马队在后面，向北半截河子杀来。先到后居园屯，屯里二十几户人家只要在家的，都被日军杀害。所有的房屋以及能烧的东西都被烧光。其后，日军又血洗了马青山、崔和、秦奎武、韩国文、王德花、兰西先生等村屯，日本兵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在血洗韩国文院套时，把附近村屯逃难到他院套里的200多名老百姓，全部用枪打死。
九里六屯无辜的平民也惨遭毒手。该村有200多户人家，是个有几条大街并有各种工商门市的一个较大的屯子。3月19日上午8时，3辆日军侦察车受到驻守在屯子里的民众救国军和大排队100多人的阻击。下午2时日军又开来四五十辆汽车，进攻九里六屯村。战斗到半夜，终因寡不敌众，守军和部分民众撤走。
日军听屯里枪声不响了，冲进屯子开始血洗。日军手拿汽油火把，见房就点，连猪圈、柴草垛都不放过，屯里火光冲天。日本兵见人就杀，躲在草垛里的人被活活烧死，把躲在菜窖的人用机枪扫射死，钻进炕洞里的人也被揪出来用刺刀捅死。逃到东南山根下的28名群众，被日本兵用机枪全部打死，日本兵又把80来名躲在草房内的百姓活活烧死。
日军在五保地区的徐爽屯、四合屯、老张乡屯也进行了烧杀。日军把无辜百姓全部用刀砍死。在四合屯烧掉 70 多间房屋，在老张乡屯烧掉37间房子。
日军在土龙山地区制造的惨案，血洗村屯12个， 烧毁房屋1000余间，枪 杀无辜百姓1100多人，被烧粮食70余万斤、牲畜 290 余头。
下五家子村位于辽宁省原锦西县缸窑岭北四公里处，全村84户人家，400 多口人。
1935年11月16日，近百名日伪军在日军驻缸窑岭小队“小疙瘩胡”队长和副队长井上正光的指挥下，为报复下五家子对抗日队伍的支持和对日军的抗击，制造了一起惨无人道的惨案。
凌晨，日伪军包围了下五家子村，封锁了所有的村口和要道。天刚蒙蒙亮，日本兵挨门挨户用刺刀把村子里的100多名青壮年捆绑起来赶到西河套。这时，日本兵把姜佐周、杨树祯、 张臣三人推出来，叫他们说出抗日群众的名字，三人至死不说，当场被杀。随后三挺机枪枪声大作，人们成排地倒下。顷刻间，100 多具尸体浸泡在血泊中。西河套的枪声一响，村子里的日伪军也开始了野蛮的烧杀抢掠，对老人、妇女、儿童下了毒手。
午后，日本兵开始了第二次屠杀。先从西河套下手，逐个查看尸体，凡是有一口气的，就乱砍乱扎。之后，日伪军拽一具尸体，往旁边大菜窖里扔一具尸体， 再放上两捆秫秸，浇上汽油点燃。
这场屠杀持续一天，余火燃烧约两昼夜。全村84 户，400多口人，被杀害的有378人。400多间房屋只剩下三个门楼，整个村子是一片焦土。
1937年9月12日，日本关东军本间和铃木旅团进入山西省天镇县城，连续进行了三天的大屠杀，2300 余群众，死于非命。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初八，因而也称这次灾难为“八·八”惨案。
9 月初，日军这两个旅团在天镇与守军晋绥军第十一军三九九团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11 日夜间，守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从城西撤出。9月12日晨6时左右，日军进入城内，开始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闯入城东北角居民区的日军，不分老少，逢人就杀，许多居民都是在刚起床来不及躲藏，即被杀害。仅此地区遇难人数就达百余人。
对凶残的日军抱有幻想的一些绅士、商人和富户200余人，在东北街街长王国安的带领下，张罗着烧茶、备饭、制小旗，以示欢迎日军。这些无辜的人被日军赶到北门奶奶庙中，被日军全部射杀，就连一个守庙的和尚也未能幸免。
日军在南街逐户撵出500余名男女老幼，全部赶到南街路东侧马王庙前，男、女分别被押在马路东、西两侧跪着。马王庙分里外两院，里院有一个长2丈5尺、宽深各一丈5尺左右的大坑子，日军先让男人们这边的阎毅、张凤祥等5名地方绅士进庙，当即被杀在坑内。随后分批依次将居民撵进庙院，进入庙内的老百姓一批批的被日军用刺刀刺死，然后推进大坑。大坑堆满尸体后，又将跪着的人赶到庙房里， 挨个杀死，直到尸体堆满了3 间庙房。从上午10时一直杀到下午 1时许，300多名男子几乎被杀尽，只有少数人死里逃生。
城西门附近路南云金店有一片空地，日军把从西南街、西北街逐户赶出的 300余名成年男子集中到此。店前高台阶上一挺机枪对准人群，用机枪狂扫，顿时尸横遍地。同日上午11时左右，一股日军将从东南街周牌楼巷一带搜查出的 40余名男人赶进西城门瓮圈城墙洞里，接着敌人用机枪封锁住洞口，向洞内难民接连扫了三梭子子弹后，又扔进去一枚手榴弹。因洞门中有一厚木门框掩蔽，有10余人死里逃生。
12日下午三点以后，东街、北街500余成年人被日军从家里赶出来后，全部被反绑双手押到城北的一个水壕边，沿用马王庙大屠杀的方法，将难民用刺刀挨个扎死推入壕内。13 日上午，日军又制造了大 操场惨案。东北街大操场中有原先晋绥军挖好的3条战壕，壕深约3米、长11米、宽2米，3条战壕互相勾通，原用于防空。500多被赶来的难民，分10人一批，被日军接踵押到壕沿，用机枪狂扫，跌入一批再扫一批，半上午，500 余名难民尽被射死，无一幸免。
1945年9月天镇光复后，经过调查，计被杀害者西南街332人，东南街368 人，东北街258人，西北街290人，总共1248 人。另外，估计有绝户者400余人，加上外籍客商及本地受害不知姓名者约700余人，共蒙难2300余人。
1937年10月6日夜，日军出动步兵1000余人，携炮10余门，向河北省正定县罗家庄、五里铺、东柏棠进犯。是夜，守军派便衣队，手持大刀袭击岸下村日军，毁敌炮两门，炸死、砍死部分日军。气急败坏的日军，于10 月8 日清晨，将岸下村团团包围，随后 闯入村中搜人抓人，用绳子将村民捆绑成串，拉到村外即用枪击、刀 砍、火烧、刺刀挑等残忍手段进行屠杀。在村北口张居亭家坟地里，日军用机枪一次就打死了155人。在农民于黑仁家菜地里，杀死26 人。 岸下村这个250余户人家的村庄，在这次惨案中死在日寇屠刀之下的就有 350人，负伤18人，有55户被杀绝。
1937年10月12日至15日，日本侵略军在河北省藁城县梅花镇，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九九惨案”(农历九月初九)。5000多名日本鬼子四天三夜残杀无辜群众1547人，46户被杀绝，100多名妇女被侮辱糟蹋，600多间房屋店铺被烧毁，粮食财物被抢劫一空。
10月11日晚，日军坂垣师团的两个大队，与守军激战，守军打退日军 9 次进攻，致使日军伤亡惨重。12日黎明，日军大批增援部队赶到，守军撤离梅花镇。
拂晓之前，5000多名日军攻入镇内。穷凶极恶的日军入镇之后，便进行了疯狂的屠杀。
从拂晓到深夜，日军残杀百姓300多人。日军在镇内各处杀人的同时，又把青壮年抓了起来，30人一伙、50人一串绑在一起，赶往真武庙前和镇内几个较大院落里，然后把他们一批批拉出去杀害。全镇大的杀人现场有镇西头辘轳把水坑、地主尚五子家长工大院、镇东头臭碱水坑、镇南头三十六口坟场、街内的染坊大院、西门外寨墙沟桥头等共10处，日本兵共残杀无辜百姓1200多人。大屠杀持续了四天三夜，到10月15日中午，日军才离开梅花镇。
1938年2月，日军第十四师团沿平汉铁路向河南省豫北地区进犯，3月底，豫北地区几乎全部沦陷。日军在占领区制造了许多大血案，其中即有3月25日在长垣、3月29日在浚县制造的惨案。
2月24日，日军第十四师团侵占长垣县，将一批军事物资留在长垣县城内，而后又调头西犯。不久，第六十八军收复县城，留下一个连防守县城，主力东撤。3 月24日上午，日军30余人分乘 4 辆汽车由封丘直奔长垣。在长垣城南门遭守军伏击，两辆汽车被击毁，10 余名日军被击毙。另两辆汽车，仓皇调头逃走。当晚，日军第十四师团所部1000 余人分乘十辆汽车，拖着十几门大炮，围攻长垣县城，进行报复。他们用大炮轰击县城，城内一片火海，许多居民在日军炮火下丧生。守军抵抗至25日拂晓奉命撤退，日军蜂拥入城，找不到守军，便对着没有逃出城的居民进行报复。
当日下午，日军把从城里抓来的群众集中到城内黉学的经祠大殿后，即用机枪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疯狂扫射。日军唯恐还有活人，用刺刀在尸体堆上乱挑乱捅，一些中弹未死的群众，又被日刀捅死。日军在县城内的烧杀抢掠到26日清晨结束。在此次浩劫中，日军共杀害无辜群众17000 余人。
3月27日，日军第十四师团所部1000 余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进犯浚县县城。浚县军民同仇敌忾，在县长石铭臣的指挥下，守军一个营、民团和当地民众，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3月28日夜，日军从东门攻入县城。群众纷纷涌向西门逃难。在日军的追赶射击下，一时间西门死伤数百逃难民众。
3月29日拂晓，日军在浚县开始了野蛮的大屠杀。在城东日军把没有逃出城的群众100多人，推进城东门内的一座房子里，全部纵火烧死。
在刘公泉日军发现山沟里躲藏着300多名逃难民众，立即用机枪扫射，除少数逃跑外，大部分被杀害。
藏在南关王保善家的院子里的40多名避难民众，和藏在南山街附近的200 多名群众，全部被日军用机枪扫射而死。在菜园街和鸡胡同两处，日军集体屠杀民众500余人。
日军在浚县惨案中，共杀害民众4500余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日军在2、3月长垣和浚县的屠杀中，共杀死21500余中国老百姓。
1938年4月21日，在台儿庄大战遭到重创的日军第五师团所属国崎旅团攻陷鲁南重镇临沂城。
早在台儿庄激战期间，日军即闯入临沂城北古城村开始烧杀抢掠，不到一天，古城村成为废墟，全村有62人被杀。在临沂城沦陷前两三天，日军飞机每天都对城里狂轰滥炸，其中一枚炸弹投到北大街路南王贞一的杂货店防空洞里，洞内避难的30多口老小全被炸死。西门里天主堂内的避难群众，有300多人被炸死炸伤。
4月21日，日军进城了，日军在大街小巷布满岗哨，挨门搜查，见人就杀，老人、小孩无一幸免。西门里的天主教堂外聚集了700多难民，疯狂的日军从各个路口用机枪向手无寸铁的人们扫射，难民成片的倒在血泊之中。
日军在西北坝子发现了防空洞里和西城墙根藏有大批民众，于是先用机枪扫射，后用刺刀乱捅，480多平民被害。
10余天以后，日军又在火神庙旁和南门里路西，把抓来的无辜平民当成训练军犬、演练军刀、刺刀劈刺的活靶子。在日军制造的临沂惨案中，城外有134 人、城里有2840人惨遭杀害。
三灶岛在广东省珠海西江出口处，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地。1938年2月17 日，三灶岛沦入日军手中。日军在岛上设立了由腾田中将指挥的陆海空司令部，下辖陆战师、海军防御大队和空军师，设海军供应站和飞机场，配备航空母舰1 艘、巡洋舰 2艘和其它军用船只20多艘，飞机百多架。三灶沦为日军在华南海陆空军基地。
三灶沦陷后，岛民纷纷外逃。留在岛内的乡民不屈外来的压迫，毁工事、剪电线、夺、杀日军，开展抗日斗争。逃往内地的乡民，也几次乘夜渡海袭击日军，并夺得日军长短枪40多支，子弹400多箱，击毙40余人。
驻岛日军决意疯狂报复。4月12日上午先在鱼堂、月堂、列圣等乡狂轰滥炸，焚烧屋宇数百间，惨杀乡民百余人。下午再到北水乡投弹， 全乡尽成焦土。次日派军队到月堂、鱼 弄、雅塾等乡， 将乡民400多人押至吴家祠前深坑。下午日军架起 2 挺机枪，对准乡民扫射，被囚乡民除丁莫洪等10余人在乱枪下奋力逃出外，其余386人尽遭毒手。14日日军又在草塘沙岗、莲塘沙栏、春园祠堂、石湾关帝庙、鱼林先锋坑、青湾等地实行大屠杀，遇难群众达2000多人。
日军几天的“大扫荡”，及在日军侵占三灶岛的 8 年间，被杀害乡民 2891 人、饿死 3500 多人。死亡人数占沦陷前全岛总人口的一半。
1938年5月10日凌晨，日军海军少将大野一郎率领的第14舰队运载陆海空军3000余人，分乘登陆艇向福建厦门浦口、何厝、泥金、凤头村强行登陆。厦门军民浴血奋战四天，伤亡惨重。厦门岛于1938年5月13日沦陷。
日军占领厦门之后，立即在全岛实施大屠杀。郊区禾山一带，青壮年农民几乎被杀绝，被枪杀、活埋、烧死的民众达500 余人。五通是个仅有70多人口的小村子，就有24人遭到杀害。日军在搜查时，蓼花溪尾一带的居民躲避到附近的万寿庙，日军追至庙里，把逃难的30多名男女，统统杀死。市区一批来不及撤退的义勇队队员和官兵，被日军逐至鹭江道的轮渡码头，用机关枪集体射死，推尸海中。全市壮丁无辜被杀戮者达7000人。
厦门沦陷仅几天，民众死亡达一万人，烧毁房屋7651座，汽船100艘，民船1260艘。厦门原有18万多人口，由于大量惨遭杀戮和逃难外地，沦陷后岛内人口只剩1.3万余人。
1939年7月以来，离上海三四十公里青浦境内的青东游击根据地，不断打击淞江日伪军，袭击上海虹桥机场，对日军构成了很大威胁，为此他们加速“大扫荡”的步伐，妄图彻底摧毁青东游击根据地。
1940 年4月14日凌晨，日军上海警备司令官长谷正宪少将指挥并调集 4000 余日伪军，从四面向青东游击根据地发动了进攻，到 27日结束，13天中，日伪军在青浦县凤溪、徐泾、赵巷、重固等乡镇224个村，共杀害群众915人，烧毁 387户房屋2287间。其中比较 大的血腥屠杀发生在朝阳门、陆家角、章家角、嵩子庙等地。
15日下午，日军长谷川、今井带着一百多名日伪军，威逼朱阿虎、徐道明等 17人，在朝阳门挖齐腰深的大坑。挖坑完毕，日本兵把这些农民连推带拉弄到坑边，一个个当活靶子用刺刀刺死，然后推入坑 内。凌晨，日军在陆家角、马家浜等村逐户搜索抓人，傍晚，日本兵将周逸君和他儿子、张毓文、姚枚生等十几人轮番用刺刀戳死。日军队长小铃等人在和睦镇扫荡时，杀害17人。在章家角的日伪军将章 伯英、章金荣、章小弟等20多人抓捕后，捆绑起来拖到堆满稻草浇了火油的场地上，用大火活活烧死。
16日在蟠龙镇，15个农民被日本兵抓到后重刑逼供受尽严刑拷打，然后拖到荒地用刺刀乱戳致死。19 日，在嵩子庙被抓捕的80余名群众全部遇害，有的农民硬给几个鬼子抬起来摔下去活活折磨而死， 有的人被日军乱刀刺死。23日，日军将在南岭塘、南和尚泾、方家窑、 孔巷等地抓捕的查品连、王树生等98人全部杀害。
24日，日军把陆木生、梁阿金、陆富根、陆进余等20余人押上小船，摇到塘桥，在外扑桥百家村全部将他们杀害。仅这一天，从打铁桥、刘夏、沿姑步泾、新浜、吴泾三条河西岸的20 多个村庄全部被日军焚烧殆尽，279户的1908间房屋被毁，138人被杀害。27日，日军在陆家角、南墅泾、范家浜等地杀害40多人。张家滨村共18户其中17户有人遇难，周浦氏全家4人被杀。在文公浜，日军将刷布路村姚锦清、袁小二等 33人押到庙场西南角的大土坑内，用刺刀逐个戳死， 推入坑内，然后在尸体上浇上火油焚烧。杨家庄的董仁余、邱昌时等 28 人被抓后，日军强迫一部分人挖坑，其余人跪在坑边。坑挖成后，日军用刺刀将所有人刺死，全部推入坑内。
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自 1938 年夏到 1940 年底的两三年里，日军先后曾来“扫荡”“清乡”130 多次，每次都遭到潘家峪人民的顽强反抗，因而日军对潘家峪极端仇恨，为此，制造了一起有阴谋、有计 划的大惨案。
1941年1月25日拂晓，日军驻唐山第二十七师团第一联队自唐山、丰润、滦县、迁安、遵化等据点派出3000 多名日伪军，从四面把潘家峪包围起来。早上七八点钟，日军开始进村，他们挨门挨户地搜查、 抓人，把没有逃出去的1400 多人逼进村西大坑。
与此同时，日军在地主潘惠林的宅院布置杀人场。这个院子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房，四周有一丈高的院墙。日伪军把村里的秫秸、茅草、松树枝抱进大院，在院子里铺了很厚一层，然后浇上煤油。大院南墙外支起木梯，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土墩和平房顶上也架起了机枪。
大约10点钟左 右，杀人场布置停当。日军便拳打脚踢驱赶人们进入潘家大院。从西大坑到潘家大院有100多米距离，沿途日军排成一个刺刀胡同。人们从刺刀林中穿过，这种残酷恐怖的气氛，把一个小女孩吓哭了。一个日本兵随即将 孩子砍倒。她的爷爷见孩子被杀，向日本兵猛扑过去，一个手端刺刀的日本兵又将老汉刺死。此时被驱赶而来的 1000 多村民挥舞拳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一部分人当场被杀死，大部分被赶进潘家大院，只有少数人冲了出去。
被赶进大院的人们，在日军点燃了洒过煤油的柴草后的烈焰之中，竞相抓起日军投来没有爆炸仍在冒烟的手榴弹扔向日军，抱起着了火的秫秸往大门冲、往院外冲、往日军队伍里冲。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捅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跨进路北对面人家的大门，一个端着刺刀的日军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穿进铁皮门扇，一时拔不出来，这十多个人才逃脱了。潘辅庭、潘老太太等30多人跑进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门，幸亏粮仓是个土坯房又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屋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唯独此屋幸存。日军撤离潘家峪后，屋内的人被邻村的乡亲救出。
大屠杀后，日军在潘家峪大肆抢掠并纵火烧房。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 1230 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人场的有33户被杀绝，逃生的仅276人，烧毁房屋1100 间。
1941 年 9 月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平野支队，在日海军第一遣华司令官小松辉久中将的护卫下，于18日4 时强行登陆湖南省南洞庭湖中的青山岛。
青山岛是南洞庭湖中一个岛屿，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这个湖中小岛，距湘江、资江二水的入湖口均不远，是处于循洞庭湖水路进入湘、资二水的咽喉要地，故而成了日军“扫荡”的目标。而日军平野支队竟在这个当时只有1700余名居民、500 名中国守军的小岛上，集体屠杀了800名中国军民，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
9月18日凌晨，日军平野支队500多人登陆后，在随同登陆的3辆坦克的掩护下自北向南横扫，驻岛的中国守军第九十九军一九七师的一个营，在日军的猛烈进攻面前，不到半天时间即被打垮。在三圣庙前的稻田里，被绳子绑着和用铁丝穿着的300多名当地百姓和200多名中国守军俘虏，密密麻麻地站立在稻田里。下午2 时整，随着日军指挥官的一声令下，数挺机枪一起开火，稻田里的人无一生还，500 中国军民全部罹难。
1943年5月9日至11日，日军入侵洞庭湖滨的时候，在南县的厂窖大垸地区血腥屠杀本地居民7000多人、附近地区居民6000余人、外地难民12000多人和中国溃兵5000 余人，总计3万余人，打伤3000多人，烧毁房屋3000余间，焚烧船只2500多艘。
位于厂窖大垸中心地带的永固垸，是个仅有六七平方公里的小垸子。5月9 日清早，几百名荷枪实弹的日军从东堤一线搜索着向永固垸这边扑来。在戴吉禄禾场上，日军把120多名群众五花大绑地捆起来，四周架起机枪，用刺刀逼迫人们成排地跪下，要他们交出溃兵和，见无人做声，便恼羞成怒，大开杀戒，120多名群众除3人生还外，统统倒在了血泊中。
类似这样的集体屠杀，还有在永固垸里的袁国清屋场杀害70多人、肖吉成屋场杀害约100人、罗菊东藕塘杀害40多人、王锡坤麻地杀害20多人。在日军的疯狂杀戮下，永固垸被杀村民1500多人。
5月9日早晨，日军出动数架飞机在这一带上空盘旋侦察，转上几圈便开始投弹扫射，拉开了大屠杀的序幕。1000 多名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张牙舞爪而来，走在前头的是日军的马队，紧随其后的是步兵。云集在甸安河以东各个村落里的数千名的官兵、难民，前有哑河挡道，后有步步逼近的追兵，欲进不得，欲退不能。日军的包围圈越压越小，人们东躲西藏。在包围圈里，凶残的日军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甸安河边，3000多名官兵在身处绝境下，被迫跳进了甸安河中，结果不是被日军的机枪扫射而死，就是被飞机轰炸而死，几乎无一生还。
瓦连堤是横贯厂窖大垸东西、长约7华里的大堤，堤上居住着几百户农家，在日军的血洗下，变成了屋毁人亡的废墟堤。5月10日这天，天刚蒙蒙亮，大批日军沿着东西两线向瓦连堤扑来。梳篦式地进行大搜捕，见人就杀，一个不漏。杨凤山屋场的巷口里，60 多个逃难同胞躲在这里。日军迅速在巷外架起机关枪，10多个平端着上了刺刀的日本兵冲进巷里来。先是把30多个男人逐个捆绑，连成一串，赶进一口深水塘中全部淹死，又把20多个妇女赶进一所民房，逐个后，活活烧死。瓦连堤西端的风车拐，方圆不足半公里，被杀同胞700 多人。瓦连堤一带被杀死烧死的无辜群众有3000多人，其中73户被杀绝，33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城，在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指挥下，对被俘军人和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长达六周的大屠杀，惨遭屠杀者达 30 万人以上。
“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首都南京的军事行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精心组织策划的一次重大的战略行动计划。11月12日，上海沦陷之后，12月1日，日本军部下达了华中方面军的战斗序列令，以松井石根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开始了进攻南京的罪恶计划。
12月5日至8日，日军先后夺取了护卫南京中国守军的第一线阵地，日军在围攻南京城的初始阶段，即确定了在武装夺取城池和阵地的同时要向战俘和百姓报复的决策，因而日军在向南京城发动进攻的同时即拉开了南京大屠杀的序幕。
在城东仙鹤门附近，日军第十六师团根据中岛师团长关于“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的命令，将 7000 多名中国俘虏兵全部射杀。
在城南花神庙、凤台乡一带，日军第六师团和一一四师团把难民5000余名、战俘2000 余名全部射杀。
12月10日下午1时，日军开始对南京发动总攻。步、炮、空协同作战，猛烈进攻中国守军的腹心阵地。双方经三天激战，至12日13时，守军奉令撤退。
13日上午，日军第六、第一一四师团首先从中华门侵入南京城，第九师团从光华门、第十六师团从中山门和和平门相继入城。午后2时，日海军第十一支队溯江而上，抵达下关。午后 4 时，日军国崎支队沿长江北岸攻至浦口，切断了中国守军的退路，南京城遂告陷落。
南京沦陷的消息传到日本，举国欢庆。日本国民兴高采烈地涌向街头狂欢，把日军的兽行给日本民族带来耻辱当作光荣的胜利来庆祝。攻陷南京的日本法 西斯，把用屠刀集体杀戮毫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和平民视为民族的骄傲。根据中国军事法庭查证，一次杀害几万人、有的几千人、有的几百人的这种集体大屠杀，共有28案。
12月13日上午，日军谷寿夫第六师团首先从中华门进入南京市区，接着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相继进入南北市区，血洗聚集在中华路、中山东路、中央路、中山北路等地难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12月13日，约有二万多难民和被解除武装的士兵，逃到三汊河边，被日军数十挺机枪疯狂扫射杀害。
12月14日，日军在汉西门外集体屠杀难民和非武装军警7000人。同日，日军在太平门城门口，将500余名俘虏集体枪杀。
12月15日，日军在汉中门外集体屠杀难民和警察2000余人。这些人一出城就遭到预先埋伏的数挺重机枪的扫射，然后浇上汽油焚尸。屠杀整整进行了4 个小时。同日，日军在城外宝塔桥及鱼雷营一带，屠杀军民 3 万人以上。
16 日傍晚，日军在下关中山码头集体屠杀5000余人。同日，在江东门，日军将囚禁在陆军监狱内的俘虏和难民一万余人，集中到江东镇至大士茶亭约一华里之内，点燃民房以照明，用机枪集体射杀，无一生还。
17日，日军在下关煤炭港集体屠杀从各处搜捕来的中国军民和电厂工人 3000余人，死尸推入扬子江中。在三汊河放生寺及慈幼院，日军将在这里避难的四五百名难民和被解除武装的军人，用机枪扫射杀害。
18日，日军在下关草鞋峡集体屠杀5.7万余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也证实这一惨案。在下关，还有两起惨案：一起是日军将大方巷难民区内搜捕来的青年单耀亭等4000余人，押送下关用机枪扫射，无一生还。一起在下关南通路之北，日军将被俘军人及难民300余人，集合于该处麦地里，用机枪扫射， 无一幸免。
19日在龙江桥口，日军将被俘的中国军民500余人捆绑后，以机枪射杀，凡尚有气息者，复以刺刀连续刺毙并纵火烧尸。
12月中旬，日军在燕子矶江边集体屠杀5 万余人，在上新河地区屠杀2.8 万余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证实：约有10万多难民和被解除武装的士兵，逃到燕子矶江边，不料，他们正在通过八卦洲往江北避难时，陷城日军蜂拥而至，把难民围在沙滩上，然后架起数十挺机枪，疯狂扫射，尸体蔽江，至少5万无辜同胞被杀害。
日军除有计划的进行集体屠杀外，还在南京城大街小巷、庭院住宅展开分散的屠杀。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被日军枪杀的市民、难民数以万计；在建康路、白下路、大光路、石鼓路、中山路、中央路等地的马路和街巷，尸体纵横、重叠，血肉模糊。仅在中山路、鼓楼、新街口等地区以及难民区内，就有数以万计的居民被屠杀。1947年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时，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查证有据的零散屠杀共858案，被屠杀者达15万以上，尸体掩埋工作进行数月，作证人1200 多名。据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统计，他们掩埋尸体43071具；南京崇善堂掩埋尸体112226具。两个慈善机关合计掩埋尸体155297具。
伴随着大屠杀而来的，是侵华日军在南京城乡丧尽天良的奸淫烧抢，其暴行残忍至极，令人发指，全世界为之震惊！
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粗略统计，当时南京遭受此种之妇女不下8万人之多，且之后，又施以剖乳、刺腹等种种酷刑。
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纵火，使南京的工业、商业、市政建设、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都遭到严重破坏，暴行的影响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原先人烟稠密的通济地区，竟成为一片死寂的无人区。中正路上的中央商场和大华影戏院全被日军纵火。日军还纵火烧毁了整个夫子庙地带，大成殿荡然无存，周围的金粉楼台都化作焦土。六朝居、奇芳阁、得月楼等著名老店付之一炬，屋宇被毁十之六七。中央大学先遭日机轰炸，又遇日军抢劫焚烧。日军将牛首山的幽栖寺和观音洞寺 庙纵火毁掉，成为一片瓦砾。还纵火烧掉了中华门西街年代久远的寺和普德寺。日军还轰炸和焚烧了中央护士学校、广东医院总院、 南京市政府卫生局等。
日军占领后的南京，是强盗横行的天下。日军对钱财、粮食、机器、牲畜、图书、古玩，莫不劫取。为抢劫南京市内的重要图书，9个特务乘上三辆汽车在市内搜索了70多处，连同省立国学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的珍贵藏书，日军共出动697人，苦力830人，卡车310辆次，共掠夺南京名贵藏书85万册。仅在大石坝街50号石筱轩家，就被抢去名贵书籍四大箱、字画古玩2000余件，木器 400件，衣服30余箱。
据当时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社会学家路易斯史密斯在《南京战祸写真》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抢劫大体上涉及城里 百分之73 的房屋，城北区被抢劫的房屋多达 百分之96。房屋总数的 百分之89 由于种种原因被破坏了。”又说：“南京市民每一家平均损失 838 元，总损失达2.46亿元。”
南京大屠杀使 30 万以上无辜人的性命惨死在日军屠刀下，它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阴谋制造侵略中国人民的最大的人类灾难。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狂热达到了极点，但凡在对华战争中日军制造惊人的血腥屠杀、暴行惨案、杀人比赛、灭门灾祸、劫掠文物古迹等均受到日本军部、内阁甚至天皇的嘉勉表彰。在这种侵略扩张和暴虐兽行的鼓舞和驱使下，细菌和病毒武器的研制自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首肯的侵略行径。对细菌武器研制的主张一直得到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日本军部及一批法西斯主义分子的全力支持。事变之后细菌战的研制计划，即被日本军部作为重要的战略行动计划上奏天皇并得到了批准。1932年8月，日本军部根据天皇的敕令，晋升在东京若松町陆军军医学校担任“军阵防疫”教官的石井四郎为军医少佐，并 为其配备了5 名助手，组建了“细菌研究室 ”。从此，他们便在“防疫”之名的掩护下，真正开始从事细菌战的罪恶活动。1933年，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批准，“防疫研究室”扩建为“防疫研究所”。在石井四郎的主持下，专门从事霍乱菌、伤寒菌、鼻疽菌、瓦斯坏疽菌的培养、使用和防疫方法的研究，同时还研制装有这些细菌的地雷、 榴弹、枪弹和水面使用的玻璃弹等爆炸装置。
1933 年 8 月，日军开始在中国东北建立大规模的细菌战基地，加紧培养各种细菌，研制各种细菌武器，使用活人进行室内和野外的实验，从而使日本军国主义的细菌战活动发展到了大规模实验的阶段。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的中间地带秘密建立细菌战基地“石井部队”，化名为“加茂部队”，对外也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与此同时，在距哈尔滨 70公里以外的五常县背荫河还附设了一个细菌实验场。后来，背荫河实验场发生囚犯越狱事件。于是，石井四郎向日本军部提出了迁移和扩大石井部队的计划。1936年，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裕仁天皇的密令，在满洲成立两个用来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部队。这两个极端秘密的部队，一是哈尔滨平房的“满洲第731部队”，即“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二是长春孟家屯的“满洲100部队”，即“关东军兽类防疫部”。
日军 731 部队是当时世界上顶级规模、设施最完备的细菌战基地。在120 平方公里的“特别军事区”内，有本部大楼、实验中心大楼、特设监狱和水源地、供水室、火力发电厂、铁路专用线、专用机场、物资仓库、锅炉房等附属设施以及宿舍、神社、广场、礼堂、运 动场、花园、医院、学校等生活设施。它拥有庞大的研究、生产、实验机构和3000多名人员，年经费达1000万日元以上。其本部下设细菌研究部、细菌实验部、防水给水部、细菌生产部、总务部、训练教 育部、器材供应部、诊疗部等8个部和与各部平行的管理特设监狱的“特别班”。此外，731 部队还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设有4 个支队和大连卫生研究所。它具有大量的先进设备和设施，其中，孵育器就达 4500 具，几天内就可生产3 万万亿细菌及传染媒介物。
在长春设立的100部队与731部队是一对孪生的恶魔。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细菌战活动中，它们担负着不同的任务，731部队是研究、制造和使用杀害人类的细菌武器的。100部队则是研究制造和使用杀害牲畜的细菌武器的。继在中国东北建立 731 部队和 100 部队之后，又在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等地秘密建立了一批研究、制造、实验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和基地。其中，有北京天坛附近号称“北支甲1855部队”的北京细菌武器研究所、南京的荣字第1644 部队、广州的波字第 8604 部队。在侵华日军的各军团内，还设置了“防疫给水部”和“兽类防疫部”，它们是在各细菌战基地指导下进行细菌战的野战部队。这样，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战略网。在这个战略网中，除 731 部队、100 部队之外，华北、华中、华东等地细菌战基地和特种部队的细菌战能力也是十分巨大的。731 部队等先后在诺门罕、宁波、常德等地和浙赣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从而使日本军国主义的细菌战由实验活动发展到了实战阶段。
日本军国主义在准备细菌战的过程中，在利用动、植物进行细菌战实验活动的过程中大量生产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的同时，还进行着以活人为标本的细菌及细菌武器效能的实验。从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军通过这种实验杀害的中国军民数量之多是十分惊人的。据日本细菌战犯川岛清供称，第731 部队每年因受烈性传染实 验而死去的囚犯，大约不下600人。从1940年到1945 年间，通过这一个杀人工厂，因染致命细菌而被害死的，至少有3000人。另据731 部队问题专家、日本机关报《赤旗报》记者下里的估计，受害者达1万人。
731部队用活人进行实验的方法五花八门，手段更是惨不忍睹。731部队将马血注入人的动脉血管的换血实验，将活人塞进密封的真空实验室的环境实验，人体倒挂实验，人体各部位实验，在女人身上进行梅毒传染实验等等。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视察了731部队后命令石井四郎尽快制订出配合作战的方案。7 月 12 日，他们潜入哈拉哈河旁，在1公里的河段上撒了各种细菌溶液22.5公斤。此外，731部队还加紧了细菌武器的生产，如细菌榴散弹的生产等，并送往诺门罕前线 部队使用细菌武器不仅使苏蒙军队受到伤害，而且日军也自食其果，除大批人员患伤寒、赤痢和霍乱等疫病外，还有40余人因细菌传染而死亡。
731部队不仅祸及东北，而且还殃及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广大地区。它多次派出远征队，与日军其他部队协同进行细菌战，杀害中国军民。1940年10 月4日，日机在浙江衢州县投撒了混有染上鼠疫菌的“人鼠共同蚤”麦粒、粟子等物， 使该地区的鼠疫患者都不治而亡。22日，在石井四郎的指挥下，日机又在宁波上空投撒了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和麦子、棉花等物， 此后，该地发生鼠疫，无辜平民染患，少有人被治愈。同年11月26日、27日，2架日机两次侵入金 华上空投撒鼠疫菌，造成鼠疫蔓延。被传染鼠疫者，东阳县94人，死亡92人；义乌县308人，死亡257人；兰溪县36人，死亡12人。另外，日机还在上虞、汤溪等地也投撒了鼠疫菌。1941年春，日军为了破坏中国军队控制的重要枢纽常德及其铁路交通沿线部队又派出了第二批远征队，用飞机投撒染有鼠疫的跳蚤，引起该地发生鼠疫，400多人死亡。1942 年，它的第三批远征队参加了浙赣战役，同日军 1644 部队相配合，用飞机把 130 公斤的炭疽热菌、鼠疫菌、副伤寒菌运至预定地点，然后向水源地、沼泽区和居民区投撒，使这些地区陆续发生鼠疫，中国军民大批死亡。
1945年夏，日本军国主义的灭顶之灾即将来临。于是，日军731部队开始准备逃离和销赃灭迹。为此，它杀人灭口，使用速效能毒气，将特别监狱里关押着的“实验材料”400多中国人全部杀死，再浇上汽油焚烧。对其他不再需要的中国人用注射氰酸化合物的办法将其毒死，连同存放的细菌实验标本等，一起用汽车运至松花江边，扔入江中。尤为可恶的是，731 部队仓皇逃离之时，把他们生产的各种传染病菌投撒出去，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根治的遗害。凡是有日军细菌部队侵驻的地方，在其逃离之后都曾发生过瘟疫，致使中国平民数万人染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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